对于居住在曼哈顿的居民来说，过去想接受全球最先进的癌症治疗，往往不必远行，可能穿过几十个街区就能找到顶尖医疗机构。自1990年起，先进抗癌药物推动美国癌症死亡率降低约三分之一，而纽约市更汇集了全美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。
然而，到了2025年1月，这座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，却无法为60岁的珠宝商 Debbie Doppelt 提供理想的治疗选择。她患上的是一种罕见肺癌，患者通常和她一样没有吸烟史。中国研发的靶向药舒沃替尼（sunvozertinib）能够针对推动其肿瘤生长的基因突变，但当时这款药物尚未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审批。
真正促使这个家庭改变求医方向的，是医生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。一名医生曾对 Debbie 的儿子、30岁的电脑工程师 Max Doppelt 感叹：“可惜她不是中国人。”从母亲2023年查出癌症开始，Max 就一直负责协调她的各项治疗。医生接着告诉他，如果母亲身在中国，就可以直接到当地药房购买这种药物。
美国治疗遇阻，儿子亲赴上海买药2023年底，Debbie 因为轻微却迟迟不愈的咳嗽接受检查，最终被确诊患癌。起初，化疗、免疫治疗及手术让她的病情稳定了几个月。然而，2024年12月的影像检查显示，癌症已经扩散至脑部，形成10个体积很小的肿瘤。虽然 FDA 当年批准了另一种靶向药埃万妥单抗（amivantamab），Max 却对其毒副作用有所顾虑。多名医生也提醒他，这款药物可能难以穿过保护脑组织的屏障，因此未必能有效治疗脑部病灶。
为了替母亲争取其他治疗机会，Max 曾协助她申请参加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（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）的临床试验。但2025年1月，医院因 Debbie 肺部存在轻度疤痕，判定她不符合入组标准。与此同时，舒沃替尼早在2023年便获得中国批准，在美国却仍处于后期临床研究阶段。若通过试验获得治疗，患者有50%的机会被随机安排进入仅接受化疗的对照组。考虑到母亲的癌症此前在化疗后依然恶化，Max 认为她无法承担再次接受单纯化疗的风险。
听到医生提及中国可以买到药物后，Max 和母亲只用了几个小时便开始向亲友求助。他们最终通过一名朋友在中国的熟人，先取得了少量舒沃替尼。数月之后，Max 更亲自飞往上海采购后续药物，花费约1万美元买下26盒，再搭飞机带回美国。他形容，带药返家的那段旅程，让自己感觉找到了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。“登上飞机，把药带回家，感觉就像是我人生的使命。”Max 说，相关研究数据清楚显示，舒沃替尼对脑部病灶具有显著疗效；如果母亲改用其他治疗方式，她可能连一年都撑不过去。
这对母子的经历随后也传到了其他患者耳中，开始有人循着相似途径前往中国寻找药物。Max 说，没有医疗机构或医生正式组织患者赴中国买药，但患者之间会互相传递消息。
按照 Max 掌握的情况，至少已有30名美国患者专程到中国取得舒沃替尼。尽管 FDA 已在2025年7月批准这款药物，但它目前仍未正式进入美国市场。阿斯利康（AstraZeneca）于今年9月1日与药物研发企业、总部位于上海的迪哲医药（Dizal Pharmaceutical）完成全球许可协议。根据企业公布的计划，舒沃替尼预计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于美国推出。
从仿制药供应国到生物科技强国，中国吸引全球患者吸引海外患者跨境求医的中国创新疗法，并不只有舒沃替尼。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患者，也开始赴中国参与 CAR-T 细胞疗法的临床研究，中国如今已跻身该领域的全球领先行列。过去，中国在国际医药产业中主要承担药物原料及仿制药供应角色，如今则迅速发展为生物科技研发重镇。2025年，全球进入测试阶段的新药中，来自中国的比例达到46%。
中国医药研发能力的提升，也改变了美国药企布局新药试验的方式。越来越多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开展新疗法研究，并与当地公司签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研发及商业化合作协议。FynderBio 负责人 Sam Rasty 指出，大量风险投资正转向中国及澳大利亚的早期临床研究项目，因为这些地区的监管环境，使首次人体试验能够比在美国更快启动。Breakthru Medicine 首席执行官 Steve Potts 则回忆，他今年5月出席一场汇集约60名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的会议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打算将一期临床试验安排在澳大利亚、欧洲或中国。若是在五年或十年前，多数企业原本会优先考虑美国。他还提到，部分美国公司如今对公开早期研发成果变得更加谨慎，担心竞争对手借鉴创意后，反而抢先推出产品。
随着中国生物科技产业快速扩张，美国部分政治人物开始担忧，本土医药研发岗位可能外流，同时美国患者也可能越来越依赖中国开发的药物。川普提名的 FDA 局长人选 Heidi Overton 在9月24日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，FDA 的监管要求过于缓慢，而且让企业难以应对，导致投资流向制度更具弹性的中国企业。她警告：“当我们失去这一优势，就失去了健康安全。当我们失去健康安全，就失去了一切。”
为应对临床研发竞争，川普政府于今年6月推出“TrialBlazer 行动”，希望通过简化 FDA 部分监管进程，提高试验推进速度，并鼓励更多研究项目重返美国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 Emily Hilliard 解释，该行动的目标是缩短临床试验及药物审批所需时间，减少患者必须远赴海外寻找治疗的情况。她同时指出，在特定条件下，患者可以合法从国外取得个人使用的药物。不过 FDA 也提醒，未经美国监管体系审查的治疗方式，可能涉及药物安全性和品质方面的风险。
“如果它们恰好在中国，我会尽一切努力去那里。”在持续服用舒沃替尼约19个月，并配合数次放射治疗和药物剂量调整后，Debbie Doppelt 的癌症目前大致处于受控状态。这段替母亲四处寻找治疗机会的经历，也彻底改变了 Max 的职业方向。他离开原本的科技行业工作，创办一家利用人工智能协助癌症患者寻找合适临床试验的公司。至今，已有约300名与母亲患有相同类型肺癌的患者使用过他的免费应用程序。该工具能够集成患者病历、医学研究机构数据及制药企业网站信息，并根据试验的适合程度与地理距离进行评分，帮助患者筛选可能参与的研究项目。
类似的数字工具也逐渐被医院和制药企业用于招募临床试验参与者。目前，美国癌症患者实际参加治疗性临床试验的比例约为7%。不过，Max 也清楚，舒沃替尼并非对所有患者都有效。根据他的观察，使用这款药物的人当中，约有一半能够从治疗中受益，实际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。他曾协助一名70岁女性从中国购买足够服用半年的药物，但她持续服药三个月后，才确认治疗没有奏效。这名患者说：“我的癌症扩散了。”
即使母亲目前病情稳定，Max 也没有把舒沃替尼视为能够永久控制癌症的解决方案。他认为，随着癌细胞继续演变，未来仍可能产生抗药性，使现有治疗逐渐失去效果。“她的癌症在转移，终究会学会绕过这种药。”Max 说，一旦那一天到来，母亲就必须依靠当时最新、最有效的治疗选择。他强调：“到那时，我们就得依靠最新最好的疗法。如果它们恰好在中国，我会尽一切努力去那里。”
非营利机构 International Cancer Advocacy Network 首席执行官 Marcia Horn 同样认为，当一种药物已在中国获批、美国患者却仍无法取得时，赴中国寻求治疗应当成为可以考虑的途径。她表示：“当药物在中国获批而在美国还没有时，我们当然会在必要时动用‘中国选项’，人命关天。”经历了母亲的抗癌过程，Max 也反对将中国生物科技产业排除在国际医药合作之外。在他看来，开发能够挽救生命的新药，本应是一项跨越国界的共同事业。他说，这件事“真正把我们团结在一起”，“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人类。”
来源: Yahoo News
